《知中16·西南联大的遗产》内容简介与阅读建议

《知中16·西南联大的遗产》内容简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战开始后高校内迁、始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合并。在当时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中国的战后重建做出了贡献。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钱钟书、沈从文、吴晗、钱穆、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许渊冲、陈省身、华罗庚、费孝通、吴有训、傅斯年等均在西南联大任教。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穆旦等都曾在联大求学。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及影响，对当代高校教育有深刻意义。今年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本书了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鼎力支持，书中的受访人包括：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西南联大研究者吴宝璋等。书中含逾百张联大历史资料照片，从联大的建校、发展阶段、办学及生活条件、知名人物及成就等方面，为读者完全呈现西南联大的历史沿革及办学成就。◎ 参考联大师生长征日记整理联大迁移路线，一图了解南迁线路及交通方式◎ 从京津到长沙，从蒙自到昆明，完全呈现西南联大的八年历史、四个阶段◎ 自由风气，民主堡垒，解读联大学术氛围◎ 从联大课表、联大考题一窥联大办学理念◎ 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校校长如何影响联大、成就联大◎ 文化救国？投笔从戎？面对国难，联大师生如何选择◎ 群贤毕至，大师辈出：联大各学院名小传◎ 文学与诗、学生演剧、民主运动，了解联大学子的课余生活◎ 民国大学什么样？西南联大、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大学，对比呈现民国多样的教育环境◎ 特别专访！多方视角了解西南联大的意义：西南联大名誉校友易社强谈联大之民主自由西南联大博物馆专访，了解老物件背后的联大故事闻一多先生长孙闻黎明谈五四精神联大研究者吴宝璋讲述战时高校南迁与民国知识分子的出路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延续文脉亦成为了战时一大要务。据清华大学的档案记载，1937年8月，民国教育部有一份《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其中说到“政府为使抗敌其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至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这份草案计划成立一至三所临时大学，区设在长沙，第二区设在西安，第三区则是“地址仍在选择中”。 8月28日，教育部下了一道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南迁的决议1935年“华北事变”后，平津的局势就已经紧张开来。高校是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一向对局势敏感。那时的中国学生运动又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和影响力，日本侵略者对高校从未放松过警惕。1935年，北大校长蒋梦麟便只身被唤到日军军营，演了一出“单骑退回纥”的好戏。面对时局，平津的高校早已纷纷做着一旦战事开启便迁移至别处的打算。清华大学的态度为坚决。一来是因为清华本身即为留美预读，亲美的立场显然不肯向日本作出任何妥协，日本也不会对清华“宽大”处理。二来则缘于清华校长梅贻琦个人的决策。梅贻琦是理工出身，不善辞令，个性低调，但执行力强，做事缜密有计划。早在1935年，梅贻琦便安排清华大学将物资和设置陆续南移。1937年，清华大学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商议好，如果时局有变，大学需求南迁，长沙一定全力支持。与清华的谋定后动相反，北平（京）大学多少有些举棋不定。这也可以理解，北大在中国的高校中历史为悠久，其名号便让该校师生充满了“上京庠序”的优越感。很难想象，离开了北京，北大何以被称为北大？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是江南才子，自身也有一丝文人习气。1933年长城战役后，北大曾把物资运往南方，以备不时之患。而时局和缓之后，北大就又把这批物资运了回来。可以说，是走是留，这几年蒋梦麟的想法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北大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校长蒋梦麟与文学院院长胡适均不在北平，实际主持校政的是秘书长郑天挺。一时群龙无首，北大师生可说是“各自为政”“仓皇出奔”。对于联合办学，蒋梦麟起先也不是很愿意，还是清华出身的胡适说服了他，方才同意联合办学。南开大学就没有这么多顾虑。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强调学生学以致用、服务社会，南开的学生参加运动向来积极。校长张伯苓本人是老一辈的爱国教育家，出身北洋水师学堂，民族观念很重，南开的反日倾向也多少受此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南开的学生有一次居然在日本军官面前喊抗日口号，日军要求张伯苓好好教训学生。张伯苓把为首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只“训”了学生四句话：“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好，你们下次还要这么讨厌，你们下次要更巧妙地讨厌。”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张伯苓就料到南开有不保之虞，他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果然，不久之后南开大学被日本毁为平地，张伯苓听闻消息，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而愈益奋励！”并且，南开对于日军，不但有“国仇”，还有“家恨”。1938年，身为空军飞行员的张伯苓四子张锡祜在与日军的作战中牺牲，年仅25岁。于公于私，南开都是一定要转移后方，与日军周旋到底的。